长椅上闲坐的情侣。 友好的印度家庭 甘地墓旁展示圣雄自给自足精神的工作人员 采访小组(左起:吕云、黄蓉芳、柯学东)在泰姬陵前留影。

　　触摸印度

　　“似静止却步步向前”的国家

　　1921年，英国作家福斯特来到印度。在1924年发表的小说《印度之行》中，福斯特讲述了一个印度人和英国人相互误读的故事。而这次典型的文化误读导致的冲突最终由一个英国女人的诚实品质得以化解。

　　2007年2月8日～14日，本报南亚采访组一行四人也展开了一次“印度之行”。一个扑朔迷离的国家扑面而来，让我们目不暇接。在这里，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或许在某些方面我们包括许多读者的确误读了印度。圣牛没有想象中的多，种姓制度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壁垒森严，追赶世界强国的脚步没有那么急迫，多民族多宗教的社会也并没有让人感觉到尖锐的对立——印度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国度，对同一个问题总是能够给出两个截然不同的答案，对她的误读似乎在所难免。

　　南亚之行，行色匆匆，或许正如盲人摸象，记者对印度这头大象的感知也不过是局部的。不过，误读胜过不读，正如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所指出的，两国人民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是消解误读的唯一途径。这也是中印两国政府宣布2007年为“中印旅游友好年”的目的之一。

　　文/图 本报特派印度记者 吕云、黄蓉芳、柯学东

　　提起印度，可能许多国人会立即联想到种姓制度。在许多人印象中，已有3000多年历史的种姓制度在印度可谓根深蒂固。在印度，83％的人信仰印度教，印度教按照种姓制度将人分成四个等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此外还有位于社会最底层的贱民，他们不能拥有土地，处处受到歧视；而且，各个种姓之间被严格禁止通婚。

　　不过，在跟印度年轻人的接触中，记者发现种姓制度并非铁板一块，它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悄悄发生变化。

　　种姓制度：吠舍与婆罗门的恋爱故事

　　我们的印度导游普莱姆·库马今年25岁，毕业于尼赫鲁大学管理学院。他来自吠舍阶层，大学时他喜欢上了来自印度第一种姓婆罗门的女友，毕业后，女友回到距新德里一千多公里的家乡工作。两人至今仍保持着恋爱关系。

　　不愿跟父母搞僵关系

　　但是，让我们惊讶的是，普莱姆说，他不能娶自己的女友，因为他的家庭以及女友的家庭都不会允许。我们问他能不能勇敢冲破家庭的阻碍跟女友结合，他摇摇头用印度调的中文说：“不会，那样我们就只能搬出去住了。我不愿意跟父母搞僵关系，我们是很爱自己的家庭的。”

　　他还强调，如果破坏了习俗，很有可能导致自己的妹妹嫁不出去。那他的女友会怎么办呢？普莱姆说，可能过上一两年，她的父母就给她安排一个当地的婆罗门家庭嫁了。而他自己最终也只能找个吠舍阶层的女孩结婚。那爱情呢？普莱姆不置可否地笑笑，脸上竟找不出一丝悲伤。据普莱姆介绍，在大学里他遇到过许多有类似经历的人。

　　然而，印度商人阿米特·阿罗拉对此却另有一番看法。30岁的阿米特和朋友合伙成立了一家生产和销售燃气灶的公司。从2001年起，他就开始到中国广东采购厨房用品。当记者把普莱姆恋爱但无法结婚的故事告诉阿米特时，同样来自吠舍阶层的他似乎很吃惊。“他可能来自一个比较贫穷的家庭。”阿米特解释说。他说，社会在进步，种姓制度也早已不能束缚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我喜欢谁是我的事。毕竟结婚的人是我”。

　　追求大国梦还是追求闲适生活？

　　印度总理辛格于2004年5月上任时曾雄心勃勃地提出，21世纪将是印度的世纪。印度的一些主流媒体也毫不讳言印度的超级大国梦。连印度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都感受到了这种热度，对印度迷恋于获取超级大国地位提出激烈批评。从世界媒体的报道中，记者仿佛嗅出一股印度分秒必争的紧张气息。

　　然而，在印度一个星期的行程中，我们并没有感受到追赶的脚步。本报南亚采访小组印度之行去了三个城市：有华人聚居的加尔各答、新德里以及新德里周边的城市阿格拉（泰姬陵的所在地）。

　　加尔各答维多利亚纪念馆草坪上大树下低低私语的情侣，甘地墓入口处长椅上优雅闲坐的夫妻，印度议会和政府所在繁忙大街草地上从容而卧的印度男子，接受采访时看到阳光灿烂就表现出向往之情、采访结束后就迫不及待赶到院子里喝茶的博士先生，市场上试戴手镯时一个劲地叮嘱我们“慢慢来慢慢来”的小贩，招呼记者坐下喝茶、不厌其烦把一匹匹沙丽和披肩从货柜中取下展开的沙丽店老爹，甚至是从新德里到阿格拉200公里不温不火开车走上5个小时的经历，泰姬陵遗世而独立的超然，都让我们感到了印度悠闲的脚步。

近一周来，印度天灾人祸不断，至少一百多人丧生。据“中央社”报道，从本周一起至今，印度的风雪、闪电和地层下陷至少夺走了七十六条人命；农民抗争、游击队袭击军警，也导致至少六十一人死亡。[查看详细图文]

　　注重对精神的追求

　　勤奋与懒散可以并行不悖。早在1924年，福斯特就在《印度之行》中借主人公阿济兹的诗概括了印度的这种本质：“印度好像静止不动，但是当别的国家在浪费光阴的时候，印度却是步步向前。”

　　在采访新德里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阿尔文德·辛格博士时，我们找到了这种悠闲脚步的答案。

　　虽然印度年轻人的生存环境并不乐观，但根据去年一个全球性的调查，印度年轻人的幸福指数却是全球最高的。辛格博士说：“幸福感与经济增长不一样。印度是个高度精神化的社会。各种宗教都强调精神的修行。注重对精神而不是物质的追求一直是印度的传统。印度年轻人幸福感强并不奇怪。”

　　当我们提到有一些报道说印度人办事效率低，甚至很懒时，辛格博士的回答耐人寻味：“的确，印度人是以一种懒散的态度来生活，生活节奏不快。拿新德里和北京来比，北京给人的感觉是节奏很快，但是新德里就像一个静止的城市。不过，人到底是要幸福还是要钱呢？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为获得幸福感吗？印度人已经是生活在幸福中了。我认为印度人不会改变这种生活方式，反倒会一直享受其中。”

　　不过，懒散并不等于懒惰。印度人并非不勤奋。印度软件工程师在全世界是公认的敬业。印度大学生学习也非常勤奋。我们的导游普莱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已获得管理学学位的他，在大学期间自学了中文和德文，毕业后又继续攻读商学学位，今年还会到中国留学一年。

　　文化之间一旦产生交流，误读就必然存在。误读胜过不读，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方式就是自己亲自去看，去感知。印度之行给记者感触最深的是，两国之间交流还太少，对我们的近邻、一个可以在未来跟中国并驾齐驱的国家，我们竟所知甚少。

　　消除误读的重要途径：旅游和交流

　　2月13日，记者在采访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时，孙大使也表示了同感。他说，由于历史原因产生的隔阂，两国人民之间了解得太少。在交谈中，他用英文说了这样一段话：“Misunderstanding leads to distrust, distrust leads to hostility, hostility leads to conflict, conflict leads to war.” （误读导致不信任，不信任导致敌意，敌意导致冲突，冲突导致战争）。

　　孙大使指出，2007年中印旅游友好年是两国人民交流的一个大好契机。而2月14日，李肇星外长在中印旅游友好年的开幕式上曾这样阐述旅游的意义：“旅游就像一所学校，游客就是学生，学生们可以从中学到比书本上更多的东西。”

　　的确，这次印度之行让我们学到了太多的东西。如果可以选择，我们还愿意多做几次学生，到孟买欣赏国际大都市的风貌，到班加罗尔感受亚洲硅谷的繁忙，到斋浦尔捕捉风中的城堡，到瓦拉纳西领略恒河圣浴，到瑜伽之都瑞施凯诗陷入沉思冥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