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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为何咄咄逼人？如此态度对日本究竟有何好处？这是不少关心亚太问题的人士在谈论中日关系或者日本的近邻外交时常常发出的疑问。究竟是什么原动力促使小泉政府采取上述“鹰派中的鹰派”政策呢？
小泉鲁莽做法获党内元老默许
答案之一是有美国靠山，日本可以有恃无恐。答案之二是个性强烈的“怪人首相”小泉我行我素，逞一时之强，而置日本之长期国家利益于不顾。特别是在第三次内阁组阁，小泉更网罗不少令日本政论家大跌眼镜的人士入阁。这些人士的知名度虽然不高，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擅长“失言”。
上述两个答案都有一定道理，但无法全面解释东京为何非得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与日本的“争常”年向邻国摆高姿态，主动点燃论争战火，四处开辟战线。
至于日本首相小泉，敢怒敢言，在回答议员或记者的问题时，以时常答非所问、缺乏逻辑思维著称，日本民众与传媒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因为谁都知道，在自民党内，拥有最大发言权的派系仍然是原田中派的桥本派。桥本派及当今自民党鹰派的精神领袖，即有“平成妖怪”之称的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等，如果真的决定要提前换马，联手赶走小泉，可以说并非难事。何况小泉在其森喜朗派中既无真正庇护他的顶头上司，也没有忠心耿耿共进退的团队。如果没有获得党内主流派人士的支持（至少是默许），小泉政权就无法支撑下去。从这个角度来看，小泉的横冲直撞及其内阁大臣与官员之“频频失言”，是与当今日本政坛的大气候与土壤分不开的。
换句话说，只要小泉“粗线条”的作风与路线在国内外还没有遇到太强大的阻力，各方也就闭上一只眼睛，让他在台上继续表演下去。
高调纪念日俄战争100周年
是什么样的政治大气候促使小泉不再把战后日本外交的最大顾虑（担心成为“世界孤儿”或“亚洲孤儿”）放在眼里？需要对近年来日本国内舆论导向，特别是一年多来官方与主流媒体的舆论诱导及其造势作深层分析。
首先，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但日本保守政坛与鹰派论坛更趋向于将今年定位为“日俄战争胜利100周年”。从去年初开始，日本媒体就掀起一股“日俄战争100周年”的热潮。从报刊大量刊载消息到有关研讨会的召开；从电视历史专题的开讲到对当时指挥日俄战争的日本“功臣”与“元帅”的歌颂……至于大型书店的新书专柜，更增添了不少有关日俄战争的书刊。主要内容则着重于“东洋小国”的日本为求“维持自主独立”，如何击溃军事大国的俄罗斯，及“黄种人”的日本人怎样在100年前打败比它军力超过10倍以上的“白种人”的俄国人。其中有些旨在鼓吹“大国意识”士气的书刊甚至叫嚷要再创100年前的“奇迹”，因为，“今日的日本正面对一个比它强大10倍（指人口与综合国力）的中国的崛起”。
平心而论，也许是出自对俄外交的考虑，今年以来，日本主流传媒并未像去年那样大张旗鼓渲染“日俄战争”。尽管如此，对于某些保守人士来说，其内心定位并未改变。
修宪与鼓吹“大国意识”
与“日俄战争胜利100周年”齐名，同样被保守人士列为本年度重头戏的是，今年是历经5年的日本国会宪法调查会报告书出笼与总结的一年。
在日本保守派人士心目中，战后宪法颁布以来最令他们苦恼的莫过于如何解开加在其身上的“和平宪法”的枷锁。长期以来，在广大日本人民反战、恐战、厌战的大气候中，“修宪”一直是一个敏感的问题。2000年，在日本国内政坛“总保守化”的背景下，日本国会总算突破这一禁区，顺利成立了“宪法调查会”，而这个“调查会”的报告书已于今年4月完成。
对于保守人士来说，所谓“论宪”或成立“宪法调查会”，无非是要为修宪做好舆论的准备工作，而所谓修宪的中心内容就是要取消禁止日本拥有军力，及以此作为解决国际纠纷手段的宪法前文及“第九条”。只要能将有关前文及条文的内涵“空洞化”，对他们来说就犹如放下了心上的一块大石头。因为，如果这修宪的“千秋大业”能完成，今后日本就可以堂堂正正地派兵海外，日本自卫队也可以从此结束其遮遮掩掩、名不正言不顺的“私生子”时代。
了解了日本保守派把修宪视为首要任务，及其将今年定位为“日俄战争胜利100周年”的心态，人们再回头看看日本一年来虚虚实实的“争常”造势，及其对邻国“咄咄逼人”的不寻常姿态，就不会感到特别惊奇。
表面上看，“日俄战争胜利100周年”、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与“争常”造势似乎没有直接关系，但仔细分析，其实都离不开修宪的近期目标与鼓吹“大国意识”士气的主线。彼此实际上是在相互呼应的。
在日本的“争常”拉票活动，与旨在鼓吹大国意识、协助落实“修宪”千秋大业的强硬外交的两者之间，小泉及其助手选择后者，显然并非逞一时之强，而是有其深思熟虑的如意算盘。
密切注视邻国“忍耐底线”的自民党元老与“稳重派”，虽然有时也为小泉的惊险表演捏一把汗或发出喝倒彩声，认为已经走过头，但却迟迟未采取有效行动进行干预，其道理也在于此。
（作者为新加坡学者、日本龙谷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
作者：卓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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