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威胁论”的历史演变

　　实际上，“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的“排华浪潮”。当时，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和劳工利益集团将大批涌向美国西海岸的华工视为对美国主流文化的“威胁”，认为他们是“劣等民族和落后文化的代表”，是白人“饭碗”的抢夺者，于是推动政府分别于1882年和1884年通过了《排华法案》。这一时期的“中国威胁论”是针对华人移民这一特殊族群的，因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威胁论”，但其中体现的白人至上主义思想和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则在其后的“中国威胁论”中仍能找到踪影。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曾炒作过一阵“中国威胁论”，即所谓中国革命的胜利有可能在东南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对美国形成“红色威胁”。不过，这一时期的“中国威胁论”出现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

　　今天的“中国威胁论”主要起自冷战结束后。大的背景就是苏联威胁消失了，而中国正逐步走向富强。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国威胁论”泛滥于1992—1993年间。他们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乃至文明角度展开了对“中国威胁”的具体论证，媒体则推波助澜，以致汹涌成潮。其中，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芒罗首先发难，发表了《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于是名不见经传的芒罗和他这篇“中国威胁”的文章顿时声名显赫，一时间风靡太平洋东岸。“中国经济强大———政治崛起———军事扩张”，这就是头脑中只有强权信条的“中国威胁论”者的逻辑。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那篇高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也在这个大背景下问世。前者渲染中美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后者断言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结合将是西方文明的天敌，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

　　冷战后第二波“中国威胁论”发端于1995—1996年间，诱因则是台海危机及由此而起的美国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所谓“中国对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香港的回归意味着自由民主世界将受到专制制度的威胁”等等言论，在当时不绝于耳。《时代》周刊记者伯恩斯坦和芒罗所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更是集上述论点之大成。

　　“中国威胁论”第三次甚嚣尘上则是在1998—1999年间。至今，人们对所谓《考克斯报告》、“李文和案件”、“政治献金案”仍记忆犹新。前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专家特里普利特和前共和党国会对外政策助手爱德华·廷珀莱克合写的《鼠年》和《红龙跃起》两本书更是将其大肆渲染，矛头指向“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这一敏感问题，“中国窃取美国核机密”、“利用华人科学家和学生在美国广泛搜取情报”、“企图收买美国政府”

　　等胡言乱语满天飞，使“中国威胁论”登峰造极。

　　最近掀起的“中国威胁论”是冷战后的第四波，同时也是最具“实质性”的一次。此次出笼的两个报告据说是经过长达一年的听证会、实地考察、跟踪中国媒体后得出的结论，声称“经得起推敲”；同时，内容上也跳出简单的“指控”和意识形态纠缠，触及中国军力发展的深度分析，并首次公开指出中国军力不仅对台湾，还对中国周边国家甚至美国构成威胁；不仅对中美经贸关系这一两国关系的“润滑剂”大加挞伐，而且还公开否定对华“接触政策”的有效性。

　　过分“关注”中国的发展

　　近年来，还有一批变种“中国威胁论”也不时涌动，包括所谓“中国不行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发展掺水论”等等，不一而足。它们观察中国的角度虽然不一样，但得出的结论则是一致的，即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构成威胁，中国的衰落或者崩溃更对美国构成威胁。

　　前两年的《外交》杂志上刊登伦敦战略研究所学者西格尔的文章《中国真有那么重要吗？》认为“中国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没有必要过分重视中国和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以“中国不行论”开启了另类“中国威胁论”的先河。2000年，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罗斯基先后发表《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统计出了什么问题》、《中国的GDP统计：该被警告？》质疑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的真实性，被西方媒体炒作，使“中国发展水分论”大行其道。稍后，美国经济记者戈登·尚出版耸人听闻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中国崩溃论”逐渐流行，对中国过分“关注”起来。

　　“中国威胁论”的生存土壤

　　然而，正是这些经不起推敲的“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往往过两三年即能沉渣泛起，应者也绝非寥寥，个中原因耐人寻味。鼓噪者和炒作者基本来自美国国防部、国会、右翼思想库和媒体等传统反华亲台势力，如国防部的中国军事研究中心，国会的两大涉华委员会及“台湾小组”、传统基金会、企业研究所、“美国新世纪”计划、史汀生军控研究中心等保守思想库，《旗帜周刊》、《华盛顿时报》等右翼媒体等等。站在前台的，是军方鹰派人物、国会反华亲台议员以及因“志同道合”而拼凑在一起的所谓“蓝队”成员。较为著名的，包括《旗帜周刊》主编比尔·克里斯托尔、《华盛顿时报》记者比尔·格茨、新世纪计划负责人施密特等。这批人真正了解中国的并不多，但却屡屡发表言论，误导民众。克里斯托尔就曾说过，对美国政策持原则性观点并不一定需要有关中国的专门知识，“我根本不是中国问题专家。我对中国的观点……出自我对美国对外政策的看法。美国软弱实在是危险的”。

　　“中国威胁论”泛滥之日，几乎都是中美关系改善之时。1997年和1998年中美关系因首脑互访而升温，反华逆流也因势而动；此次布什正决定积极调整对华政策，反华浪潮又再次掀起。宣扬“中国威胁论”的那些玩意，靠的是虚张声势、无中生有，因而大都不得善终，像《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现在已成了路人喊打的“不严肃读物”，《考克斯报告》在美国也臭不可闻，“李文和案”已公认是一桩冤假错案。

　　中美意识形态不同、文明之间差异、地缘争夺态势、发展进程矛盾等因素，是“中国威胁论”不时泛滥的大背景和恒定因素。此外，各个时期又有诱发“中国威胁论”的特殊原因。最近这次即有多重原因。首先，随着美俄关系的实质性调整，中国越来越被美国右翼势力视为除恐怖主义和“邪恶轴心”之外最主要的“潜在对手”。因此，中国的一举一动必然比以前更多地受到美国的关注，而且是戴着有色眼镜的关注。其次，中国良好的发展势头引起“自然的心理反弹”。特别是在美国企业制度遭到广泛质疑，日本模式失灵的今天，中国成功的发展模式更加吸引人。美国右翼保守势力因而集中火力攻击中美经贸交流的不对等、诬称“中国利用从美国获取的经济实惠发展军事现代化”。第三，布什政府正面临调整对华政策的关键期，右翼势力原本希望其奉行强硬对华政策，有别于克林顿政府，但实践表明，布什有可能继续沿着“对华接触”政策路子走下去。因此，反华人士按捺不住，赶紧抛出种种言论，指望给布什的对华政策定调。

　　“中国威胁论”作用有限

　　从“中国威胁论”的演变历史看，即无论炒作多么厉害，终究未能撼动中美关系发展大局。一方面，在渲染“中国威胁论”的团体之外，还有一大批严肃的学者在认真地关注中国的发展，并得出相对公允的结论，他们的观点是对右翼保守观点的制衡。比如，同样看待中国的崛起，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布鲁金斯学会的尼古拉斯·拉迪就理智得多，他说：“对亚洲所有国家来说，面对实力如此强大的中国，惟一理智的反应就是想方设法与其合作。”据称，极有可能取代格林斯潘角色的美国国家经济局主席马丁·费德斯坦不久前表示，中国经济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国崩溃论”是站不住脚的。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更多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考虑美中关系，“中国威胁论”无疑对其决策有干扰作用，但对华政策最终主要取决于国际大背景和国内小背景，以及中美两国关系互动的状况。此外，在美国国内，企业界推进中美经贸关系的意愿日盛一日，他们已对美中安全评估委员会的结论进行了广泛批评；鲍威尔为首的国务院系统仍希望积极推动美中关系，美中军事交流恢复工作的进行，也表明美国国防部并非铁板一块，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中国威胁论”难以阻挡中美关系发展的大势和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