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月1日上午9时起，韩国“日本殖民政府时期强制征用受害真相查明委员会”（简称“真相查明委员会”）开始接受日本殖民政府时期强制征用受害者申报及真相调查申请，第一天就有2000多人前去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当年的罪行。

　　对于韩国的行动，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奠基人童增先生认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尽快行动起来，和现有的民间索赔人士合作，系统地收集当年日本侵华期间中国受害者的情况，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证据保存和记录。

　　“这是抢救历史，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也是对死去的同胞的负责任的态度。”童增对本报记者说。

　　韩国首日就有2000多人前去控诉

　　负责日本殖民时期受害者申报的机构是“日本殖民政府时期强制征用受害真相查明委员会”。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韩国问题专家戚保良先生告诉记者，虽然该机构隶属那个部委不太清楚，但它肯定是政府部门，而不是民间机构。与“真相查明委员会”协调工作的，是韩国250个地方自治政府。

　　本次受害者申报及真相调查申请的对象是日本殖民政府时期（1931年9月18日至二战结束）被日本殖民政府强制征用而做过军人、军属、劳工、军队“慰安妇”的人及其亲属，实施时间截至今年6月底。申报时只要在填写“真相查明委员会”和行政自治部、各市、道网站上的申报书以后，通过访问委员会的信访室、市、道工作委员会、市、郡、区信访室及自治行政课等或邮寄提交申报书即可。

　　2月1日，汉城（韩国现称为首尔）的气温降到了零下20多摄氏度，但人们冒着刺骨寒风来到信访室倾诉被日本殖民政府强掳而受到的苦难。“真相查明委员会”接受申报的第一天，韩国各地就收到了2573件申报，而有更多的询问电话打到了“真相查明委员会”和各级政府的相关部门。

　　戚保良认为，这是韩国清除“韩奸”行动的继续，也是韩国朝野斗争的产物。他认为，此事不会对日韩关系有太大影响。

　　知名朝鲜半岛问题专家李敦球此前曾在本报撰文指出，韩国为清查亲日历史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对韩国国民特别是青年人强化日本侵略韩国和亚洲国家历史的认识，具有积极的意义，有助于韩国人反省近代历史。中国应该在舆论上支持韩国政府对亲日历史的调查。

　　童增建议中国政府采取类似行动

　　中韩都遭受过日本的侵略，韩国政府的行动对中国应该有所启示。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倡导民间对日索赔的童增先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也应该像韩国这样采取行动，抢救历史。他认为，这不仅是为了生者，更是对死去的人负责。

　　童增认为，首先，2005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是采取切实行动的一个契机；其次，岁月不饶人，许多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已经去世，现在是抢救历史的最后机会，如果再不行动，等受害者死去，一切都晚了；最后，奥斯维辛的悲剧世人皆知，然而，中国人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所受到的伤害在国际上又有多少人知道呢？我们应该切实地为此做些什么。

　　童增认为，政府可以授权有关部门负责，比如说民政部、中国红十字会等，无论哪个部门负责，都可以和现有的民间对日索赔团体和个人进行协调。

　　他认为，这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将有万封信件作为证据保存上网

　　据记者了解，中国民间由于10年来对日索赔诉讼，已经在日军遗留化武、被掳往日本劳工、日军细菌战等方面寻找到并保存了一些证据，但由于没有统一组织和协调，处于各自为战的境地，证据的保存随意性较大。

　　学界在受害者资料收集方面也缺乏大的动作。一位社科界日本问题专家在要求匿名的情况下告诉本报记者说，他即使想这么做，也面临资金、协调等各方面的困难，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单纯靠学界无法完成。“政府态度不明朗，我们也不好做什么。”这位专家说。

　　而童增无意中做了证据保存工作。从上世纪90年代初他提出民间对日索赔理论后，陆续收到全国各地的一万多封来信，来信者有被掳往日本的劳工、也有“慰安妇”的子女。近日，他组织人把这些信件拍照、扫描，放到了他的个人网站上（www．tzsl．org／bj．asp）。

　　童增介绍说，他们有两个人为此每天工作，快的时候每天扫描100封信，工作忙的时候每天只能扫描几十封，预计6月份这些信件将可以全部上网。

　　他介绍说，日本政府曾经攻击日本律师，说中国老百姓没有索赔的愿望，是他们挑动中国百姓这么干的。“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日本政府，中国有这么多受害者，他们都要求赔偿。”

　　这些信件，也成了民间保留下来的、控诉日本当年罪行的证据。 （记者 王冲）